飛機飛抵赫爾辛基，是在晚上。

最後一程遇上湍流，機身顛簸不停，滿艙的乘客驚呼、祈禱，終於機輪觸地，個個如釋重負。

大概是因為傷勢反覆，衛來睡得昏沉，沒有做夢，只覺得身在船上，浪頭不息，一波又一波，不知道要把人推向哪裡。

空乘叫醒他，示意可以下機了。

進入機場大廳，人聲鼎沸，高高的色彩絢麗的廣告牌上，是芬蘭大學生們年輕明快的笑臉，上頭寫著——

“給春天戴上帽子！歡迎來到赫爾辛基，戴帽節！”

邊上是大液晶屏的日曆計時。

每年的四月三十號，又叫戴帽節，是芬蘭人慶祝春天到來的狂歡節。

四月已近尾聲。

衛來一身夏裝，剛出機場大門，就凍得一個激靈，趕緊折回，隨意買了件外套，裹上了又出去。

自己都覺得好笑，四月的一頭一尾，程度不同的春寒料峭，他兩次回赫爾辛基，都穿得不倫不類，一次裹邋遢汙髒的獸皮，一次清涼到讓人側目。

回到公寓樓，照例先去埃琳的酒吧，進門之前，看到門楣上那句“Wecareabouttheworld”。

他仰頭看了好一會兒：他說出這句話時，自己也不是很關心時事，只是嫌棄埃琳連中國都不知道；而埃琳把它作為店名，是因為覺得這是很好的噱頭。

——“衛！我可以在酒吧放新聞啊，赫爾辛基還沒有酒吧這麼做過！多新鮮。”

一再提及，通常心不在焉，真正卯定去做的，反而很少宣之於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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