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寬、蕭敬、李榮、王嶽幾個內廷大璫都看著張昭，等待著他的回答。

這場“朝爭”的起因，可以說根源就在對揚州、金陵士子的處罰上。

大明開國以來，還沒有成批的、一次性去剝奪二十多名生員的功名。張昭的這個“舉措”徹底的激怒文官們。

所以，劉大夏敏銳的意識到這是一個扳倒張昭的機會。在拿到白馬書院山長唐寬交給他的“證據”之後，他舉起大旗彈劾張昭。

過程一波三折，堪比一場大戲。

而最終張昭公開登報表態，他無意動搖文官集團的根基，只是要懲處士林中的一小部分人。這才將整個事態平息下來。

在有“鬧事”傳統的江南縉紳們看來，揚州、金陵士子的所作所為不叫事。

像蘇州，大明在江南的巨城、經濟最為活躍之地，史書記載就是：民好訴訟。

這其實經濟發達之後，產生大量市民階層後的一種外在表現。某些人喜歡跪舔“洋大人”，說洋大人們具備契約精神，不像我們這裡的某些人。

這就“呵呵”了。隨著中華的崛起，多少合同被“洋大人”們毀掉？契約精神？一切都只是利益而已。古代的中國人做生意，誰不是一諾千金？

要正確的認識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變化。這是一種客觀規律。不要整天缺鈣。你想當狗，人家不見得會給你骨頭吃！

言歸正傳。

江南縉紳覺得是“小事”，但張昭公開登報發文，天下的讀書人並不這樣認為：權力和責任應該對等。難道以後不如意就讓生員們去鬧、打砸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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