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也不能怪他們，大明禁毒的力度之大，堪為列國之最。這麼說吧，如果不幸被捲進了謀反大案裡，只要不是板上釘釘的主謀，運氣好說不定能撿回一條命，但如果沾上鴉片、罌粟，十死無生。法不責眾之類的教條聖上全當是放屁，登基之初曾有農民與縣官勾結，導致相鄰的好幾個縣都靠種植罌粟為生，查出來便是腰斬，連著該縣官的上司、御史臺與吏部的考核郎中一個都沒放過。至今兩京地區仍有童謠傳唱：一人種罌粟，全村下黃泉。若要父母安，誓不沾大煙。

漢人在這上頭是跌過大跤吃過虧的。

李持盈手邊正放著一份今晨的《大明日報》，聽了江寄水的這句話，忽然有點醒過神似的——從隋唐起，京杭大運河就是連線南北的交通要道，只看歷代皇帝不計成本地疏鑿維護、完善清淤就知其重要程度。與之相對的，漕運也是最容易滋生貪汙腐敗及地頭蛇的地方。

遠有水匪，近有青幫，層層盤剝之下不止商人們叫苦不迭，只怕皇帝心裡也憋著一口氣。前朝的天子大臣們不是沒有想過法子，從設定漕運司到增設地方官員協理此事，為此不惜加派軍隊，顯聖爺甚至透過減稅來大肆鼓勵海運，可惜當時倭寇橫行，加上大家的航海經驗不夠多，成效甚微。想到這裡她不禁激動起來，如今情況不同了，洋人帶來了蒸汽技術，也帶來了工業時代的大殺器——鐵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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