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概從成化、弘治年間起，明代科舉形式就變得正規起來。

想做秀才可不容易，必須透過縣試、府試和道試，任何一次考試落榜都白搭。

縣試由知縣做主考官，府試由知府做主考官，道試由一省提學做主考官。每次考試的規矩都不同，內容也有少許變化，道試需要考《五經》題目。

透過府試可稱“童生”；透過道試可補“生員”，即為“進學”，俗稱“秀才”。

在文章錦繡之地，僅一次府試，就可能有數千學童參加。

嗯，以上這些，都跟王淵無關！

由於古代行政效率低下，弘治朝確定的童子試規則，到正德年間都沒有在全國鋪開。

據姜準的《歧海瑣談》記載，在弘治、正德年間，一些地方考生員都還很隨意。縣裡把讀過書的報送知府，考官隨便出個上聯，對出下聯就能透過。或者是背誦經義，能背出來的就當生員。稍難一些的考八股，都不用把文章寫完，能準確破題即為生員。

咱宋公子當年考秀才，都沒有驚動按察使（兼職副提學官）。他爹一個小土司，就能當主考官（僅限貴竹司），而且只出了一道題，那便是——寫對聯！

宋公子的對聯寫得不錯，自然就進學做童生了。

按察使又讓宋公子背課文，哇，課文背得好流利，此子真神童也，妥妥的秀才！

出現這種情況，絕不是貴州教育落後，因為再落後也不至於此。

說白了，腐敗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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