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北之爭對於北宋政局的影響是如此重大，以至於毫不誇張地說，完全可以與文武之爭並列。

之後的王安石變法，新舊黨爭，也都有南北之爭若隱若現。

後世不少學者完全以階級史觀分析問題，認為呂夷簡集團他們代表大地主大貴族的利益，而范仲淹，王安石集團代表中小地主利益，自然有其正確性，然則失之片面。

之前在正旦朝會時，趙昕舉出江河之說，論證呂夷簡為黃河，范仲淹為長江，其實背後也暗示出他們所屬的利益圈子。

當然，無論是南北之爭還是階級之爭，都只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罷了，或者說，這只是一種工具。不能夠孤立靜止地看待問題，要學會支配工具，而不是隻學會了套模板，被工具所支配。

好比韓琦就是一個極其特殊的例子，一方面他是北方人，另一方面他屬於大地主的範疇，本身是利益既得者，只是因為與范仲淹志氣相投，所以才加入范仲淹集團，這種就只能夠歸結於意識範疇了。

此外，富弼為中下地主，階級上於范仲淹等人一致，但卻是北方人，又如何解釋。

總而言之，以上提供的僅僅是思路，並非萬金油答案。

詢問南北之爭，也算是趙昕思索許久之後作出的決斷，若是呂公著配得上他後世的地位，這次應該能夠給出一個讓趙昕滿意的答案。

若是回答之中偏袒北方或是南方，趙昕不說大失所望，但至少會失去對他的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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